延安時期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依靠學習推進實踐創(chuàng)新和理論創(chuàng)新，鍛造了思想上、政治上、組織上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。其中，通過強化出版工作、建立學習制度、規(guī)范學習方法等措施深化學習毛澤東著作活動，對于推動全黨“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，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”，對進一步增強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(tǒng)一領導的政治自覺產(chǎn)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。
強化出版工作
學習著作，出版先行。延安時期出版的毛澤東著作，內(nèi)容豐富、形式多樣、數(shù)量眾多，為學習毛澤東著作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。據(jù)《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》等相關材料粗略統(tǒng)計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撰寫或參與撰寫的批語、題詞、詩詞、電文、書信、講話、文章等著作總計約3100余篇，延安時期著作僅收入《毛澤東選集》《毛澤東文集》《毛澤東軍事文集》《毛澤東書信集》的就達1578篇左右，占比超過了50%。在這些著作中，除了一部分事務性、時效性強的文獻僅出版一二版外，那些闡釋重大理論、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的文獻，則以單行本和匯編本的形式一版再版，適應了不同區(qū)域、不同對象的學習需要。
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延安時期由出版機構出版或由黨的專門機構鉛印、油印、石刻的數(shù)十種毛澤東著作單行本中，有11種專著的版本數(shù)超過了10種，其中《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(chǎn)黨》、《論聯(lián)合政府》和《新民主主義論》的版本數(shù)分別高達164、193和244，極大地滿足了人們學習毛澤東單篇著作的需求。此外，毛澤東著作匯編本雖然數(shù)量相對較少并且收錄著作數(shù)量也不算多，但大約12個版本的《毛澤東選集》和27種左右的文集本、專集本、文選本以及20余種多作者合編本，收錄了毛澤東較為重要和比較流行的文章70余篇，為集中學習毛澤東著作提供了便利條件。
毛澤東著作還以《新金剛經(jīng)》《嬰兒保育法》等為名偽裝或者托名出版了近30種版本，與各類教科書和《毛澤東自傳》等一起，在根據(jù)地內(nèi)外出版以供各類受眾學習使用。
建立學習制度
延安時期黨建立的一整套學習制度，為學習毛澤東著作提供了制度保障。在深入開展學習的過程中，形成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專門制度，有力地推動了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思想學習的常態(tài)化、長效化。
一是建立兩小時學習制度和學習檢查制度。1940年初，中共中央發(fā)布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和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，推動全黨干部大學習，建立相關學習制度。首先，建立兩小時學習制度以保證學習的“持久性與經(jīng)常性”，要求在職干部平均每日學習時間不少于兩小時，并將5月5日（馬克思誕辰日）確定為干部學習節(jié)用以總結經(jīng)驗和獎勵先進。其次，建立學習檢查制度以利于進一步推進和提高學習運動，分層分類開展檢查指導。比如，中央干部教育部對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總檢查每四個月一次，軍事機關、邊區(qū)機關和中央直屬機關每兩個月檢查一次，各支部干事會每個月檢查一次，大大推進和深化了毛澤東著作的學習。
二是建立學用結合制度。1940年8月、10月間，中央宣傳部先后發(fā)布關于加強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、關于提高延安在職干部教育質量的決定，推動建立學用結合制度，把學習中共中央的決議、決定和中央領導同志有關策略的報告等列為在職干部學習的必學內(nèi)容，要求干部學會在紛繁復雜的斗爭環(huán)境中實事求是地貫徹黨的路線，提出“做什么、學什么”的口號，堅決避免理論和實際相脫節(jié)、學用兩張皮現(xiàn)象。這一制度的推行，客觀上加大了全黨對毛澤東著作特別是報告、電文、批示等類著作的學習力度。
三是建立調查研究制度和學習組制度。1941年5月，毛澤東通過作《改造我們的學習》提出改造全黨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的要求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先后發(fā)布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、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、關于高級軍事干部學習的決定，逐步建立起調查研究制度和學習組制度，在改造主觀主義學風、培育理論聯(lián)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過程中，全面深化對毛澤東有關《改造我們的學習》《農(nóng)村調查》等以及收錄到《六大以來》相關著作的學習。
四是建立集體學習制度。延安整風期間，中央宣傳部發(fā)出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（即“四三”決定）和關于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，要求全黨充分掌握中央有關決定和毛澤東關于反對主觀主義、反對宗派主義及反對黨八股報告的精神，指定了全黨必須學習的22個文件（其中毛澤東7篇個人著作和部分由其執(zhí)筆的中央文件占半數(shù)以上），成立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及其領導下的中央直屬機關、軍委直屬系統(tǒng)、陜甘寧邊區(qū)系統(tǒng)等學習分委員會，建立起集體學習制度，把學習毛澤東著作與整頓作風、提升黨性緊密結合起來，為建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專門制度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。
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后，劉少奇明確要求，“一切黨校和訓練班，必須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作為基本教材；一切干部，必須系統(tǒng)地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著作；一切黨報，必須系統(tǒng)地宣傳毛澤東思想；為了適應一般黨員的水準，黨的宣傳部門，應將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，編為通俗讀物”。至此，黨內(nèi)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制度逐步成熟。
規(guī)范學習方法
延安時期，毛澤東著作往往以筆記、文章、演講、報告、電文、批示、詩詞甚至圖像等不同形式存在，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就多種多樣，大約可以概括為默讀、吟誦、觀看、聽講、泛覽、精讀、批改等方式。在眾多學習方式中，聽講則是學習最及時、綜合感受最強烈的一種。關于聽毛澤東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》的報告，習仲勛回憶：“我凝神諦聽毛主席的報告，覺得他講的完全合乎實際，路線完全正確。我感到迷霧頓散，信心倍增。”蕭三也高度評價毛澤東的報告、演說、講話，是那樣明白、淺顯、通俗、動人，富于幽默、妙趣橫生，在同一會場里，工人、農(nóng)民、兵士、老太婆們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為深；大學教授、文人、學士聽了不以為淺。
在深入開展集體學習活動過程中，學習方法也越來越規(guī)范。“四三”決定曾對學習方法作出如下嚴格規(guī)定：“必須逐件精讀，逐件寫筆記，然后逐件或幾件合并開小組會討論，必要時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報告。在閱讀與討論中，每人都要深思熟慮，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，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。”僅就寫筆記這一種學習方法而言，毛澤東曾在《關于整頓三風》報告中嚴格要求，無論是文化人還是“武化人”、無論男人還是女人、無論新干部還是老干部、無論學校還是機關“都要寫筆記”。
隨著整風學習的內(nèi)容越來越多地集中于毛澤東著作，精讀、寫筆記、討論、聽報告等延安整風運動必備的學習方式便成為毛澤東著作學習的規(guī)范方式，學習成效也越來越顯著。陜甘寧邊區(qū)一位縣長曾講，“現(xiàn)在文件一學，才知道過去是‘老公雞戴串鈴，裝大牲口’。文化低，沒理論，只有狹隘的經(jīng)驗，在原腳地上轉圈子，不能開步往前走，要開展工作和提高工作質量就沒辦法，就是有一肚子經(jīng)驗，也說不漂亮，寫不漂亮，還是空事。這次在延安趕上整風，能學習、能聽課，真美”。顯然，關于整風學習認知的轉變，某種程度上正是學習毛澤東著作成效的集中體現(xiàn)。（王東倉）
